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认为，某航空服务公司关于调整郭某玲岗位的行为发生于新冠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机场航站楼作为感染风险较高的场所是重点防控对象。郭某玲因个人身体原因暂缓接种新冠疫苗，无论从其个人健康还是从整体防疫考虑，其已不具备在机场工作的条件。就调岗事宜，某航空服务公司已与郭某玲进行充分协商，调岗前后薪资待遇水平无明显变化，劳动条件亦未作不利变更，未对合同履行造成较大不利影响，该调岗行为具有客观性及合理性。郭某玲不服从用人单位的合理经营安排，未到岗工作，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某航空服务公司有权根据规章制度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对郭某玲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不予支持。郭某玲提出上诉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某于2011年3月28日入职天津某服务公司，任营运服务事业部二产业园餐厅经理职务，负责员工餐厅的管理工作。2019年3月28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0年3月6日，天津某服务公司以吴某管理餐厅工作不到位为由，对其作出记过处分的决定。3月10日，吴某面试招录毛某霞入职餐厅。天津某服务公司认为，吴某在没有对毛某霞进行核酸检测、没有进行14天隔离的情况下安排新员工上岗工作，既违反该公司疫情期间不招录新人的规定，也不符合疫情防控政策的要求。吴某在处分期内再次违反纪律，按照规章制度应予以辞退。后天津某服务公司以吴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予以辞退。吴某向天津市北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天津某服务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等，仲裁委驳回其仲裁申请。吴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认为，按照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要求，天津某服务公司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要求暂停所有新员工入职、所有复工人员上岗前必须进行核酸检测并隔离14天。吴某作为餐厅的部门负责人，负责外包服务方推荐人员的招聘、使用、调整、解聘工作，应按照公司关于疫情防控的要求执行。吴某在被记过处分后，又未经请示批准擅自违反疫情防控要求雇佣新员工入职，且未落实核酸检测及隔离14天的要求，其行为属于再次违纪。天津某服务公司依据管理制度中“处分期间再次违纪予以辞退开除”的规定，与吴某解除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法院对吴某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吴某提出上诉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7年8月21日，王某香入职某休闲用品公司工作。自2010年3月1日，王某香与某休闲用品公司签订四份劳动合同。2011年8月1日，王某香以 “年龄过”为由，在放弃参加社保证明书上签名，并在参保人员调查表“放弃原因”一栏中载明“年龄大”，王某香在该调查表上签名。某休闲用品公司没有为王某香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7月10日，王某香向某休闲用品公司寄送解除通知书，以该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等为由解除劳动关系。2020年9月16日，天津市东丽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某休闲用品公司作出限期整改指令书，载明某休闲用品公司没有为王某香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要求该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为王某香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补缴社会保险。2021年2月5日，某休闲用品公司补缴其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滞纳金、基本医疗保险费滞纳金、失业保险利息、生育保险利息、工伤保险利息共计130322.93元。后某休闲用品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香支付其补缴社会保险产生的滞纳金及利息共计130322.93元。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认为，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王某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为不减少劳动报酬以书面形式承诺不参加社会保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某休闲用品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依法履行代扣代缴职责，亦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鉴于双方均有责任，对补缴社会保险产生的滞纳金及利息共计130322.93元，一审法院判决：双方各自承担50%。

王某香提出上诉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补缴社会保险产生的滞纳金及利息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保的处罚措施，旨在规范用人单位按照法律规定及时、足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劳动者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天津市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等规定，案涉款项的责任主体均为用人单位，且用人单位不得要求职工承担滞纳金。一审法院认定由王某香承担50%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改判：驳回某休闲用品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5年冯某智等四人相继入职某技术公司，任该公司营销本部驻不同省市办的经理，工作职责为负责相应地区的销售业务。冯某智等四人与某技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标准为每月2050元，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第二个工作日作为始发日，发放期间为24个月，自离职之日起两年为竞业期限。2020年3月，冯某智等四人与某技术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次月冯某智等四人均入职与某技术公司经营范围存在提供相似服务的竞争性单位。某技术公司向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冯某智等四人的行为系竞业限制行为，要求支付违约金20万元，并返还已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仲裁委不予受理。某技术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冯某智等四人与某技术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工作期间接触了较多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离职后某技术公司按照约定发放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冯某智等四人离职后，随即入职与原单位存在提供相似服务的竞争性单位的行为，违反了竞业限制的相关约定。法院综合考虑冯某智等四人的工作职务、工作年限、工资水平、违反竞业限制的主观恶意等因素，判决冯某智等四人均应当支付违反竞业限制协议违约金15万元。冯某智等四人提出上诉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1年2月2日，王某接到天津某酒店面试通知，2月7日进行了面试，2月18日王某接到该酒店人力专员电话告知被录用，并按要求加微信发送入职材料，2月19日王某接到天津某酒店的电子版录用通知。2月23日王某从原单位辞职并取得离职证明，原单位停缴其社会保险和公积金。3月1日王某接到天津某酒店人力专员电话通知：由于原定销售经理职位取消，王某无法入职该酒店。王某向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天津某酒店赔偿工资损失、补偿保险及公积金共计25412元，仲裁委不予受理。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天津某酒店在面试后向王某出具录取确认函，并要求其提交原单位离职证明及相应入职资料。王某基于对天津某酒店的信赖及希望建立劳动关系，从原单位办理离职手续，天津某酒店却以岗位取消为由，未与王某建立劳动关系。天津某酒店作为用人单位，对于岗位录用应谨慎决定，一旦下发录用通知不得随意撤销，其取消录用的行为构成缔约过错，致使王某处于失业状态，依法应承担责任。法院结合天津某酒店承诺支付王某的工资标准、王某停止工作的期间及因停止工作造成的损失，酌情确定天津某酒店补偿王某11000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2017年8月，韩某曦入职某设计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15日至2020年8月14日。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韩某曦怀孕，孕期请假产检。2019年1月起，韩某曦通过微信、QQ等方式向某设计公司相关人员请产假并填写《员工请假单》，此后韩某曦未到岗工作。2019年3月，韩某曦生育一女。2019年5月某设计公司向韩某曦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其自2019年2月1日起未上班且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按无故缺勤旷工处理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韩某曦向天津市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设计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仲裁委部分支持了韩某曦的仲裁申请。双方当事人均向法院提起诉讼。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某设计公司与韩某曦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问题。韩某曦作为女职工，依法享受产假。韩某曦在职期间，其怀孕并多次向公司请假进行产检，某设计公司应当对其怀孕知情并合理预估到韩某曦必然面临分娩、休产假的情况。某设计公司以旷工为由与韩某曦解除劳动合同，并抗辩此前韩某曦的请假方式不符合公司规定的流程，但即便如此，某设计公司亦应及时敦促韩某曦按流程履行请假手续，而不是放任此种状态直至三个月后径行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法院认为某设计公司与韩某曦解除劳动合同为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某设计公司提出上诉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邱某入职某信息技术公司担任送餐骑手。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乙方（邱某）根据甲方（某信息技术公司）合作平台发布的有偿任务提供送餐服务，乙方应当按照合作平台关于订单配送的流程和结果标准开展送餐服务，乙方自行准备劳动工具、如配送时需要交通工具，电动车、摩托车，配送箱、头盔、服装自行购买，其所有权属于乙方所有。乙方接取外卖配送订单并完成外卖送单任务的数量为结算服务费的依据。乙方使用APP软件接单，自行安排时间，自行决定是否接单，也可以选择拒绝接单。乙方接单并完成派送任务后，根据实际完成外卖派送订单数量计算服务费。邱某自行扫码注册美团骑手APP，通过在美团APP操作上线、下线、接单及转单等方式从事送餐工作。工作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考勤记录方式为美团骑手APP签到。工作初期，邱某租用某信息技术公司的电动车，后自行购买电动车用于送餐。工作报酬通过银行转账发放，每天工作满8小时送满15单且连续工作28天以上有基本工资1800元、另有好评奖励，其他收入按照单量计算，采用系统自行派单，每日可转单3次。邱某离职后，向天津市南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等，仲裁委裁决驳回其仲裁请求。邱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2019年1月1日，刘某辉与案外人A公司签订了期限为一年的《运输协议书》。2020年4月1日，刘某辉与天津某公司及其分公司签订期限为一年的《运输协议书》。上述两份《运输协议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均约定：公司为刘某辉提供货源，刘某辉负责货物承运，运输费用结款方式为每次运输完成，双方声明仅为商业范畴的承揽合同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自2019年2月18日开始，刘某辉驾驶案外人B公司所有的车辆，到案外人C公司处从事司机驾驶工作。货物运输经物流车队人员通知，在某网络平台操作接单完成货物运输工作，运费为每单一结算，由天津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后刘某辉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其与天津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逾期未裁决，刘某辉向法院提起诉讼。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认为，刘某辉与天津某公司签订《运输协议书》，运输业务源于某网络平台操作接单，天津某公司提供货源，刘某辉负责货物承运，运费为每完成一次运输单独结算。双方在协议书中对于“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进行了特别声明。天津某公司未对刘某辉进行考勤管理、工作安排，刘某辉驾驶的运输工具也并非天津某公司提供。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刘某辉要求确认与天津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刘某予自2015年1月5日入职某消费金融公司工作，双方劳动合同期限至2023年3月31日。合同履行期间，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某消费金融公司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且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达成一致为由，与刘某予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刘某予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消费金融公司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委裁决某消费金融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给付赔偿金。某消费金融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